·本刊记者周耿宁 近几年来，无论是全国“两会”，还是国内的一些重大会议、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旁总会安放一排特殊的加坐，那里的几台便捷式电脑前端坐着几位静雅的姑娘，她们用灵巧的双手、不停敲击着手下的键盘，将倾听到的语言，凝固成文字，记录下了一幕幕历史的真实。这些被称作“速录师”的网络时代的速记高手能够从容地做到“会议毕，信息入，文稿出”。她们的神速总是令在场的人们难以置信，又赞不绝口。
这种中文速录法最快的录入速度每分钟能达到500字，匀速录入也可达到每分钟200字以上。一双平凡的手，何以创下如此神速？她们手下的键盘又藏有怎样的奥秘？这就不能不提到“亚伟中文速录机”的发明者唐亚伟。由他开发、研制的中文速录机所用的“亚伟速录码”是国内首创、国际先进的一项高科技专利发明。这项技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规范，只需使用12个拉丁字母进行组合（每个音码用1—6个字母）即可输入国家标准字库中的全部汉字。并且运用特定的省略方法，一个编码可表示两个或多个汉字，连同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数学符号、拉丁字母等都可以同时用编码输入，无需切换即可随时击出。 作为我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专业委员会的首任会长的唐亚伟，虽已91岁高龄，思维依然敏捷，每当谈起中国速记事业的发展，他总是感慨不已。他说，自己的一生就是追求效率的一生。
而如今的人们能够真正地享用到“速录机”带来的高效率，还应归功于唐亚伟的儿子唐可为。唐可为是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中国速记学会副理事长、北京速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为了传承中国速记事业，使它进一步发扬光大，十年前，他辞去了佼好工作，踏上了一条由父亲用毕生开辟出的中文速录机研制、开发的探索之路。也正是这份子承父业的执着，才使得中国速记事业在走过又一个十年的艰辛历程之后，再度开创出了一个新纪元。父亲：唐亚伟的速记人生 速记业在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著名的速记教育家和汉语语言学专家，唐亚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速记史的见证人与探索者。
唐亚伟自幼学业优良，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代的一次偶遇，改变了他的人生。一天，在南昌旧书摊上他看到了一本我国最早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读着读着，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爱不释手。从此，他开始立志将探索速记学的奥秘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半个多世纪以来，唐亚伟始终坚持把学科的创立建立在对劳动实践的加工整理上。早年，他在给所在大学的校长当书记时，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为了提高效率，他就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不久，他又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吸收国际最新的速记学原理，创造出了“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1934年，年仅20岁的唐亚伟发明了《亚伟式中文速记学》。这项发明开创了中文速记的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8年，他又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
为了满足社会各方对速记的需求，唐亚伟开始以办学来推广速记法。1939年，“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1942年春，学社又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由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知名人士担任董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对速记工作非常重视，中国速记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期。当时为了学习苏联，中央的重要部门也都有速记员编制，国务院各部委也都配有速记员。政府部门对速记员的大量需求，使得当时的亚伟速记学校，除了北京的总校外，上海、南京、杭州、兰州、重庆、新疆以及香港都设有分校。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亚伟速记学校开办的专修班，半年一届，直至1955年，一共办了13届，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专业人才。当时，外交部也特别重视速记员的培训，部内还特别办了速记班，由唐亚伟的学生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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