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字的产生，有说“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最普通的说法，文字产生在黄帝时代，由两位史官；一个叫沮涌，一个叫仓颉的“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近代多数人认为，这两个人不过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使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做了总结性的统一罢了。以后由古文到大篆，由大篆到小篆，由篆到隶，由隶到楷、到草，以及现代的由繁到简，就都是这种情况。
文字的产生，既是适应人类社会的需要而创造的，尽管它不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地发展变化，但总有发展变化；在数量方面，由于使用的需要，不断增加；而另一面在形体方面，则由于使用的方便，逐渐简化。数千年的文字、书法发展史，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时地向人们提出效率要求。提高办事效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普遍的规律。
在文字书写技术上，人们为了减少文字书写在起笔、收笔、提笔、移笔运动中的空间动作，使文字的笔画与笔画之间，单体文字之间的自然过渡、联接，在保持文字基本特征，结合遵循一定的省略规律前提下，起承转合，上下勾连，遂为“草书”。
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秦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秦代虽然统一了文字，推行隶书，但古籍仍占也一定的地位。秦书八体，除小篆、隶书外，其余六体都是秦以前固有的，而小篆和隶书（尤其是隶书）之所以使用普遍，乃是因为在日常使用中隶书比篆书方便、迅速，能减少书写麻烦，提高书写效率，节省时间，即所谓“小篆为大篆之捷，隶书为小篆之捷”。由于“捷”这一使用价值的作用，因而又产生了“隶书之捷”的草书。
后汉蔡邕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唐代张怀璀在《十体书断》中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宋代张拭在《南轩文集》中说：“必自笔札以来，便已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明代赵宦光在《金石林绪论》中也说“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或起草他简，然后正书，皆不暇致详而作。”以上所引，对草书产生的时代，说法是极不一致的。这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也是本文的宗旨，即：大家都认为草书是由于“救速”、“赴急”、“赴速急就”“急就为之”而产生的，所谓“写的不谨”和“不暇致详”也是因为“急”“速”的原因。
草书，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独有一种传统艺术形式。“章草之书，字字区别。而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终而为下字之始，奇形离合，数意兼包。”（张怀璀《十体书断》）今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错综离落，钩连映照，左右顾盼，又称大草或“狂草”，它渊源于东汉张芝，开派于唐代张旭，驰名于怀素。
可见，（直行书）上下牵连，一笔数字，若游丝萦汉，连绵不断，有惊蛇入草，骤雨旋风之势，是人们追求书写效率的必然发展结果。当然，书法草体发展到后来，越来越朝着表现艺术效果的方面发展，它完全不受语言规范的束缚，而主要从笔意、章法，气势诸方面去表现作者的个性，常以“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为目的，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它的社会交际功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与我们速记所追求的简捷、易学、易识的目的所不同的地方。
速记是快速书写技能，是文字的辅助工具，而不是艺术。但是如果从追求效率上说，速记的简捷、快速的特点，可以说是书法草书的继承与发展，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