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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速记的写作风格问题
我这里讲的写作风格，是指速记稿的文风，也就是速记稿独特的语言风格。
过去我们讲速记，或者人们认识速记，往往只是顾名思义，认为速记的特点，就是“速”和“记”。这样理解对不对？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并不全面，因为对速记的这种认识，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工具，而忽略了人的因素，看不到更本质的东西。如果把速记的优越性只看作是“快速记录”，只能起到有文必录的作用，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速记将很可能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很可能迟早会被更先进的机械化工具所取代。速记之所以能够得以发展，具有持久的、强大的生命力，就是由于它是由人掌握使用的。它快速记录的口头语言，不是机械地把口头语言复写出来，而是经过人的大脑中枢的传递、选择、修饰和加工，使整理出来的东西，更生动、更鲜明、更准确、更纯利、更规范化，这是任何现代化的机械所不能代替的。因此，速记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技能，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速记文稿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呢？长期从事速记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这种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对于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来说，就是口语化的；而对于单纯的口语来说，它又是规范化了的书面语言。这就是说，用速记记录或写作，它既是如实的，是口语化的，又不是口语简单的再现和完全模仿口语的。
我们说它是如实的，是指记录稿必须尊重讲话人的原意。说它是口语化的，是因为口头语言比起书面语言更生动感人。口语词汇丰富，形象具体，语法也富有变化，句子简短精炼，富有高度的表达能力。比如说一个人勤俭节约，他不是干巴巴地说“省吃省花”，而是说“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介绍一个人爱好下棋，他不是说“这个人对象棋很爱好，一有空就下一盘”，而是说“他是一个棋迷，一有空将一军”。特别是口头语言有独特的修辞方法，比如常常把名词当动词或形容词用，说一个人脾气倔强，他不说这个人“倔”，而说这个人“牛”；说一个人比赫鲁晓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说“比赫鲁晓夫还赫鲁晓夫”。口头语言还常常把一些书面语言中不连续的词连起来说，比如某某人得了病，没治好，死了。就说叫医生给“看死”了；写字时间长了，手疲劳得不行，就说“写痛”了。口语为了说起来方便，有助于表达语气和感情，也往往多用单音词，什么好好“干”，好好“搞”，很少用“工作”、“进行”之类的双音词。所有这些，都使得口语更新鲜活泼，富有生活气息。
但是，口头语言毕竟是从嘴里说出来的，即使不信口开河，而经过周密思考，甚至打了腹稿，能够出口成章的人也总是不多的。一般人总难免罗嗦、芜杂、拖泥带水。有时，为了充分表达，使用排句、设问句、倒装句比较多，有的甚至翻来复去讲车轱辘话。这样，整理速记稿时，就应当在词语句式的选择上下一番工夫，做到词汇句型丰富化；对句子很好地加工，做到规范化；对篇章结构很好地调整，做到严密化。特别是讲话有一定的背景、语境，此情此景，有些句子成分就可能被省略。比如“天真冷”，肯定是指讲话当时的气温，不需要再加“今天”或“现在”。我刚才讲“来的人真多”也不一定有附加成分，因为讲这句话就是指今天的讲座，听起来是很明白的。讲话还可以借手势、口气和表情的帮助，把一些连接词、时态和语气助词等虚词省掉。这样，我们在整理记录稿的时候，也不能原封不动，照译照录，还应当对遣词、造句做一番研究推敲，使速记稿既明白如话，合乎口语的风格，又注意规范，富有文采，符合书面语言的要求，使速记稿既耐听又耐看，成为兼备口头与书面语言优点的合流语言。
从“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半古半今、半文半白的东西能够占领的市场越来越小了。今后书面语言总的发展趋势肯定是向口语化靠拢，跟口头语言接近，这是毫无疑问的。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很多文章就是根据记录整理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都是书面语言口语化的最好典范。促进书面语言口语化，速记是大有作为、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速记工作者应当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合流大显身手，做出贡献。速记也只有在这方面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才能为速记这门技能的应用开辟广阔的途径，才能给速记这门学科注入新的生命，使它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引起学术界的注目和社会上的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