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速记从1896年开始创案到1996年刚刚跨入100个年头。1986年8月和1996年8月都在我国的首都北京中共中央党校隆重举行了“庆祝中国速记诞生九十周年”和“庆祝中国速记诞生一百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这两次会上，都进行了手写的速记比赛，这也是中国速记历史上最有意义的回顾。
我国的速记，在“纪念中国速记诞生一百周年学术交流会”上，大家一致公认应该从1896年蔡锡勇发表的《传音快字》、沈学发表的《盛世元音》（又名《天下公字》）和力捷三发表的《闽腔快字》为我国速记的纪元年。
1896年(清、光绪22年)，正值我国文字改革的切音运动时期。这一年出版的切音新字方案有上述三种，其中最有代表性并正式转化为速记技术的是蔡锡勇的《传音快字》。
蔡锡勇，字毅若，福建龙溪人(1850－1898)，他在京师同文馆毕业以后，随陈荔秋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等国担任参赞职务。他在美国华盛顿工作的四年中，留心考察当地的文化，发现有一种“快字”（即指速记Shorthand）每分钟能写200多字，可以详尽地记录人们的讲话，感到十分惊奇，于是便进行了研究。他回国以后，参照美国凌士礼（Lindsley）的速记法，结合我国的《音韵学》写成《传音快字》一书，于1996年（光绪22年）在武昌出版。
《传音快字》的创作动机，并不是为了解决汉字的书写问题，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字的改革方案来发表的。“19世纪90年代，继卢戆章创制‘切音新字’之后，还发表了四种拼音文字方案，这就是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力捷三的《闽腔快字》和王炳耀的《拼音字谱》。这几种方案都是受欧美速记符号的影响而仿制出来的速记符号，因此，这几种方案属于速记符号式。（摘自张志公主编的《现代汉语》331页）”
作者在自序中说：“尝念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为繁难。仓史以降，孽乳日多，字典所收四万余字，士人读书不能尽识，……寻常应用三千足矣。四书不同者，二千三百余字；五经、十三经，递加二千余字。童子束发入塾，欲竟其业，慧者亦须历十余年，如止读数年，改操他业，识字有限，类不能文。在妇女，更无论矣。”他又说，如能采用快字“以授儿辈，数日悉能通晓，即以此法传信往来，幼子八龄亦能以言自达。以此推之，欲习此者，不过旬月之功。贯通之后，得以其余力暇日，习诸要务。”由此可见，蔡锡勇创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汉字的繁难，用以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代替汉字，没有提到速记的功用。
到了戊戌维新时期，清廷设置咨政院，因开会需要速记人员担任会议记录，清政府通过日本驻华使馆聘请日本速记学家熊崎健一郎（熊氏曾于1908年著《中国速记术》一书）来华担任速记教授，培养速记人才，不料遭到拒绝。满清政府在国外碰到钉子后，只好在国内寻找。当时发现，在北京译学馆的福建学生蔡玮很少写汉字，而绝大部分是用一种简单的符号作记录，书写非常之快，经了解得知我国早已发明了快速记录的方法，当年蔡锡勇已经去世，因蔡玮年纪还小，学业未竟，于是改召蔡玮的哥哥蔡璋，到北京担任速记教授，以《传音快字》为教材，创办京师速记学堂，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速记人才（约200人）。
蔡璋于1903年留学日本，研究了日文源纲纪、熊崎健一郎等诸式速记之后，将其父的《传音快字》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于1913年(民国2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速记命名的专著。 从清廷设置的咨政院开会起，直到民国的历届国会，都是由蔡璋和他的学生担任速记工作，他们记下了大量的速记稿，有的至今还保留在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由于蔡璋主持速记工作有功于文化，民国时期的大总统曾先后颁发给他四等嘉禾勋章及二等大绶嘉禾勋章，并颁发给其父蔡锡勇“有功艺林”的匾额。”
我国另一位速记创始人和传播者，名叫沈学(1871－1900)字菊庄(一字曲庄)，江苏吴县人，上海梵皇渡圣约翰书院医科毕业，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穷困不遇的大学生，他英语很好，学生时代就接触了英语速记。他19岁(1890)起开始研究“新字”，花了五年的时间用英语写成了《盛世元音》(又名《天下公字》)，这部书由梁启超作序，先后发表在1895年8月的《申报》和1896年9月7日的《时务报》上。 沈学不但有速记的理论，而且还是速记的积极推广、传播者，为了推广和普及他的《天下公字》，他每天下午2－4时在上海的“一林春茶楼”或“徐园茶馆”向群众面授速记。据梁启超说：“沈学常在星期天到上海的‘一林春茶楼’传授《天下公字》八小时速成，并宣称他的《公字》方案简易的程度在五大洲一切文字之上。”梁启超曾问他：“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怎样？”他答：“《传音快字》符号分粗细，书写不便，法则也不严密，不如《公字》好。”不幸的是，在那国弱民困的清朝末年，他最后竟流落为乞丐，穷困饥饿而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