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民: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亚伟速录会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连邦教育校长
本报记者宋德松在和孙惠民两个多小时的访谈结束后，一直坐在身边的速录员送给记者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份同声速录的电子文本稿件.对于一名文字记者来说，这将意味着不必整理杂乱的采访笔记，不必枯燥地将录音笔中的内容翻成文字，将大大地节省写作时间，可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好礼.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接待记者，孙惠民这样解释:"亲眼目睹后，您才能真正体会到速录工作"声音毕、文稿出"的神奇和它为您工作带来的便利."
从好奇变为商机
"最初接触速录还是因为我父亲是手写速记的使用者."孙惠民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父亲有一本电话册，但是电话册里没汉字，全是符号和阿拉伯数字，就很好奇.长大后才明白，那就是手写速记符.上大学以后，觉得笔记太麻烦，有时还会因为老师的速度太快，记不下来，于是就想，有没有一种快速地捕捉声音的记录方法，于是，我开始利用业余的时间自学手写速记."
孙惠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里给老总做秘书，每周一半时间的会议成了他练习速录的好机会."开会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记录非常困难，但我手写速记的水平也不断地提高了.那会儿手写速记没有培训班，完全是一种爱好加上自学.那时的手写速记方法差不多有将近50多种，在一位专业人士的推荐下，我开始学习唐亚伟教授研究出的"亚伟速记符"."
随着对速录的深入了解，孙惠民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速录机速录上.2001年初经人介绍他找到了多年专门研究速录并已经推出速录机的唐亚伟教授，开始接触和学习使用亚伟速录机."速录机速记和手写速记符速记从技术角度来看是一致的，都是采取汉语拼音，但速录机在速度上要远远超过手写速记，主要原理在于它将汉语拼音的规则声母加韵母，采取多指并击的方法来击打，一台速录机24个键位，我们从中间划分，左右手各控制12个键，一一对称."孙惠民边说边指了指一直在为我们采访做记录的速录人员手中敲击的速录机，"因为两手同时使用，一次敲击最少出两个字，就像两只手打两个键盘，速度当然快."
然而，孙惠民并没有将眼光仅仅局限在学习和使用速录机上.凭借他个人对未来的判断，他认为中文速录机诞生以后，速录行业将会在几年内成为一个新兴的、高需求的行业."那时候在北京就出现了速录人才紧缺的现象，90%的服务订单跑单了，原因是没人能干.于是我认为培养速录师才是真正的商机."
2003年，孙惠民在连邦教育里开办了第一期速录培训班.由于人们对速录缺乏足够的认识，当时只有12个学生报名参加，但孙惠民觉得，"这样的开始，我已经很满意.没有这样的开端，也不会到现在有近千人投奔到我这里学习速记."
比打字更具挑战性
"学习速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会很苦"孙惠民说，"最难的是克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困难."
孙惠民介绍说，生理上的困难主要是要改变已经形成的打字习惯.首先就是输入方式的不同;再就是手指的按键方式不同，不是交替而是同时按键;另外，一般打字键盘放在桌子上，而速录机需要放在膝盖上.克服这些生理上的障碍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是基本功的训练;最难的是，要在采集声音的同时，形成条件反射击打键位.
而心理上的困难，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从初学速录时的兴奋好奇到感觉厌烦，从速录水平逐渐上升到停滞或退步，从坚持忍耐到突破再突破，每一次心理的变化都是一次挑战.学习速记的过程中，一般每分钟输入120字、180字、220个字是几个瓶颈，每次突破都要花费很多的心血.但不是练习的时间越多就越容易通过，这跟心态有相当大的关系，急于求成的人反而是事倍功半. |
